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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法定代表人后,是否可以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执行限高措施?

作者:深圳赵国庆律师 日期:2021-06-24 15:48:48 

[经典案例]

被执行人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应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执行限高措施,但该变更所依据的法律文件无效的除外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

(2020)最高法执监102号

裁判日期:

2020.05.14

案情摘要

吉利木业与铭友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某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铭友公司给付吉利木业货款624251.87元。因铭友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吉利木业向某中级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于2018年3月16日作出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禁止铭友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徐某支付高消费的行为。铭友公司于2018年9月5日将法定代表人徐某变更为王某,徐某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62%股份一并转让王某,故执行法院撤销了对徐某的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变更为对铭友公司的现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采取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

吉利木业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对徐某继续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等。

原审观点

本案异议裁定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被采取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人群范围包括: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故执行机构可以对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执行措施。但徐某已不是铭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其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给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执行机构已对王某采取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措施的情况下,再对徐某采取该项措施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在没有证据证实徐某系铭友公司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执行机构解除了对徐某的限高措施并无不妥。一审裁定驳回吉利木业的异议请求。

本案复议裁定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徐某是否具备限制高消费的条件。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能被采取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人群范围包括: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本案中徐某已不是铭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其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并有证据证明。吉利木业主张徐某是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没有证据支持。在此情况下,再对徐某采取该项限制高消费措施已失去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裁定驳回吉利木业的复议申请。

申诉焦点

徐某作为被执行人铭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后,由于被执行人铭友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对其是否应解除限制高消费措施。

改判要旨

最高院申诉审理认为,第一,应依法判断徐某是否仍属于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人员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即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时,要判断原法定代表人是否为被执行人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本案中,徐某系被执行人的原法定代表人,在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王某且徐某已将62%股权进行转让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变更对王某限制消费,解除了对徐某的限制消费措施并无不当。如申请执行人认为仍应对徐某继续限制消费,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徐某系被执行人的主要负责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证明徐某与王某之间的转让股权行为虚假。第二,申诉人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徐某与王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属无效合同,损害其合法利益。申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唐山中院(2019)冀02民终6365号民事判决,确认徐某与王某于2018年10月26日签订的铭友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故唐山中院执行异议、河北高院复议裁定书中认定的“徐某已不是铭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其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给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并有证据支持”的裁定依据已发生变化。执行异议及复议裁定驳回吉利木业的异议、复议请求确有不当,应予撤销。执行法院应根据案件执行情况,决定对徐某是否继续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最高院做出申诉裁定,撤销异议裁定和复议裁定。

观判解判

本案各级法院均认同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法律适用的事实依据上,均有所不同:

第一、本案异议裁定的主要观点,认为徐某已不是铭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其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执行机构已对王某采取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措施的情况下,再对徐某采取该项措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二、本案二审判决的主要观点,认为吉利木业主张徐某是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没有证据支持,故对徐某采取该项限制高消费措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最高院执行申诉改判的主要观点,认为根据新证据民事判决书,确认徐某与王某于2018年10月26日签订的铭友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的无效合同,原裁定依据的“徐某已不是铭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其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给现法定代表人王某”的事实不成立,裁定依据发生变化,执行法院应根据案件执行情况,决定对徐某是否继续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观判观点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采取执行限高措施之后,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执行法院能否据此直接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的限高措施?这是一个很多被执行人关心的法律问题。最高院在本案申诉裁定中,树立了此类案件的审理尺度,观判做出解读和分析,如下:

第一、被执行人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应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的限高措施,是基本的裁判规则。因为被执行人作为法律主体,有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并不因是被执行人而丧失公司变更登记权;且变更后的原法定代表人不再行使和享有相应职权及权利,也不再负担相应义务和责任,故对新法定代表人采取执行限高措施后,应当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的限高措施。

第二、如公司仅变更了法定代表人,但原法定代表人仍持有公司股权的,则对新法定代表人采取限高执行措施后,亦不应直接据此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的限高措施,因为不能排除原法定代表人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可能。对此,观判认为,对于仍持有公司股权的原法定代表人是否为实际控制人的争议,应当由公司和原法定代表人承担全部举证责任。

第三、被执行人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如变更登记所依据的其中任一法律文件无效的,包括股东会决议无效、或董事会决议无效,以及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等,上述无效行为将导致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登记行为丧失了合法依据,故不应当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的限高措施

第四、最高院申诉裁定是撤销了原异议裁定和复议裁定,并未直接支持吉利木业的对徐某继续采取限高措施的异议请求。对此,观判认为,虽然生效判决书已经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但该判决书执行情况不明,且撤销相应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情况亦不明,故最高院裁决要求执行法院根据案件执行情况,另行决定对徐某是否继续采取限高措施,这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最高院本案执行申诉的裁决结果,类似于民事诉讼再审的“发回重审”。

观判警语

本案反映了一个典型的法律现象,即被限高的法定代表人可能采取各种“金蝉脱壳”或“顶包”行为,以逃避执行和限高措施。例如,虽然在形式上公司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完成了合法变更登记,但是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为高龄老人、或者个人情况明显与担任法定代表人能力或身份不符……等。因此,如何从制度上建立相应的规避防范和堵漏机制,亟需立法机关完善立法。在此,观判提出如下立法建议:公司法定代表人被采取执行限高措施之后,公司可以依法变更法定代表人,人民法院可以对新法定代表人采取执行限高措施,但是原法定代表人据此要求人民法院解除其执行限高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法定代表人和新法定代表人到庭接受询问,并提交相关证据,依法审查后,方可决定是否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的限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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